在上周召开的 2020 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上，邬贺铨院士等一些专家、嘉宾的发言就被故意扭曲，用以攻击我国 5G 事业，手法与再之前的某些唱衰言论如出一辙。从完整的发言记录可以看到，业内人士都是在肯定我国 5G 大形势向好基础上提出的问题，并为解决问题献计献策。比如华为常务董事、运营商 BG 总裁丁耘倡言携手从用户体验和商业闭环角度，把中国的 5G 打造成最成功的 5G。有些人片面放大这些问题，而不谈背景、成绩、建议，可以说 “不是蠢就是坏”。

另外，任何一项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都非一蹴而就，以十年一代的移动通信而论，每一代开始的前几年都是一个不断迈向成熟的过程。无论技术、成本上的挑战，还是 “假、哑、差”，都只是暂时的、局部的，相比已经取得的成果瑕不掩瑜。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也提到，未来三年中国处于 5G 发展的 “导入期”，要坚持适度超前的建设节奏，努力形成 “以建促用”的良性发展模式。

实际上，60 万个 5G 站点、1.5 亿套餐用户，上至珠峰峰顶 8848 米、下至矿井地下 534 米 “上天入地”的信号覆盖，乃至持续丰富的应用场景、日益繁荣的生态图景…… 不管从哪方面看，5G 商用一年来，中国都已交出了一份令全世界为之艳羡的答卷。

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在降低建站成本、降低用电成本、优先配置产业资金、牵引产业联合创新、孵化培育 5G 创新应用及拓展，以及打通法规、监管环节等方面，对 5G 发展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早在 2018 年 4 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就下发了降低部分无线电频率占用费标准的通知文件，自发牌起的一至三年免收、四至六年减收频率占用费，同时降低 3GHz 以上的频率占用费标准。这一政策无疑为中国 5G 商用奠定了良好的开局。在 5G 规模部署过程中，面临着基站站址获取难、进入成本高等问题。同样，几乎所有的省份都在各项政策中对 5G 站址规划、建站资金及站点用电予以了支持。

在推动 5G 产业创新和发展方面国家及各地政府已制定实施明确政策、重点部署。今年 4 月，国家发布 “新基建”规划，明确 5G 作为重点方向之一。工信部已经发布了包括医疗、教育、电力、港口、制造、超高清、车路协同等垂直领域的七项 5G 创新应用提升工程，同时也明确提出了相关 5G 加快网络部署、丰富应用场景、加大研发力度、构建安全体系、加强组织实施等五方面 18 项措施。全国已有 1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政府工作报告将 “推进 5G 通信网络建设”列入 2020 年重点工作。全国 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西藏外）均已发布了 5G 专项建设方案和产业推动的行动计划。

中国 5G 产业生态的成熟速度亦超出预期，冠绝全球。2019 年，5G 手机在中国手机市场总出货量中占比为 3.5%；到今年 8 月，这个比例已经迅速攀升到了 60.1%。相比之下，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数据，8 月份，美国的 5G 手机占比仅为 13.5%。同时，中国 5G 手机也已进入千元机时代，很大程度上降低了 5G 的进入门槛。

而在行业应用方面，中国市场上的 5G CPE、模组已推出超过 100 款；据不完全统计，三大运营商 ToB 项目合计超过 5000 个，相关总营收超过 15 亿。

中国在 5G 领域的领先连美国政府都承认，乃至为此屡屡使出盘外招。美国司法部长威廉 · 巴尔（William Barr）在今年 2 月 “中国行动计划会议（China Initiative Conference）”的主题演讲中也提到，5G 正在演变成下一代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以及依赖于这一基础设施的下一代工业系统的中枢神经系统。中国已经在 5G 领域占据了领先地位，占据了全球基础设施市场的 40%，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没有领导下一个技术时代。他更指出，如果工业互联网依赖于中国的技术，中国将有能力切断各国与其消费者和工业所依赖的技术和设备之间的联系，“与我们将屈服于中国主导权这个前所未有的杠杆影响相比，美国今天使用的经济制裁力量将显得苍白无力”。

总之，基于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用户群体、顶尖的运营商和通信厂商、领先的移动互联与行业信息化应用基础、优质的创新生态，以及尤为关键的、来自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中国有着 5G 发展最优质的土壤，为产业创新与价值创造提供了最佳的发展环境。

面向未来，战术上重视、战略上满怀信心，才是中国 5G 正确的打开方式，唱衰言论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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